这一问,确然是有发人深省之效，徐拂、钱受之一时都不能答,概因这并非是千人千面的选择,而是要拿出官衙的倡导态度来，如此便要以一个大的体量来考虑，必须和官府自身秉持的道统保持统一。
就譬如说敏朝,敏朝是秉持了君子执政的道统,以买活军的话来说，就是为社会划分出了不同的阶级，对应于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要求,譬如处于一定阶级的男人，是可以纳妾的——以大敏律法来说,年满四十而无子的官民可以纳妾。要考虑到敏朝的平民普遍寿命较短，以及普遍执行的情况，其实这就是给富人开了一道后门，有钱有势者,姬妾成群也无人过问，但穷人则一妻难求。
不过,至少在朝廷来讲，纳妾倡导的是因无子而纳，为的是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也与爱无关,因此，从官方来讲，完全可以这样说，那就是朝廷官方所说的婚姻,完全是利益的结合，并且要求任何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都将日子过下去，也认定其有把日子过好的能力。
所有的婚姻，都为生育服务，是传宗接代的必经过程而已，因此敏朝这里，对于男嗣、姓氏的重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钱受之不得不承认，如此的制度和现状，即汇总为一个结果，那就是一个人的成就，必定是由其子嗣作为第一道门槛，因富人大量占据女性，穷人根本无妻可娶，能娶到妻子，传继血脉，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成就，否则即便其功业再高，在本朝婚姻的底层逻辑来判断，也依旧是被人轻视的失败者。
但是，买活军这里就并非如此了，买地这里，并不允许地主阶级存在，对商户的限制也要比敏朝严厉数十倍，本地的贫富差距不大，再者，视多配偶制为非法。如此，买地的活死人是很难维持从前的多妾局面的，在一重重的分家、低价买田的手段之下，大族衰弱，各家过各家的小日子，田地投献，做生意也要收税，一层层盘剥下来，结余哪有从前那样可观？便有大商人，也是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出格之处，只怕被官府随意寻个罪名给拿捏了。
如此一来，本地的风气，便很快和敏朝不同了，大家都是活死人，都是奴婢，正所谓秋香不笑梅香，也没有什么满足若干条件便可纳妾的说法了，买活军的道统，便是两个字：平等——倒也还有发展生产力之类的话语，不过和婚姻不太搭噶。
谢六姐既然要女人出来做工，那便足可见，在她心中，男女在生产力上都是同等关系，钱受之以为，她带来的那些仙器，倒也的确足够保证了女子在劳动中可以一样出力——他和一般的西林大佬不同，对于买活军的政治课本，是悉心研读的，并且认为有一定道理，至少其中的‘逻辑’是可以自洽的。
生产力往前发展，生产工具越发先进，于是个人的蛮力，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因此谢六姐要将众女子从后宅拉扯出来，让她们也进工厂做活去，不能凭空浪费了一半的劳力在家。至于‘谁说女子不如男’等等，提高女子地位的言论，不过是和如今的局势相统一而已。
正所谓御政之首，鼎新革故，以买活军的道统而言，道德、传统在许多时候，只是为了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行为要求进行包装，使其显得十分合理，但时移世易，现在新的生产工具已经出现，生产力往前发展，便又要用新的道德去取代旧的道德，在道德上将女子外出做工的行为予以合理化，于是婚姻关系也要跟着变革，新的婚书，便是为了推广新的道德规矩，只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的确立，又要多久了。
按钱受之看来，便是数百年逐渐鼎革，也不是什么奇事，就譬如人殉一事，之前他在周报上曾看到一篇文章，谈论如今仍存在的殉节风气，其中梳理了殉葬之风始末，可见从夏商开始，上古奴隶社会便因为生产力不足，大量捉敌方奴隶血祭、殉葬。
再到春秋时，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养活奴隶变得相对更加划算一些，因此人殉逐渐被人俑取代，但即便如此，仍有秦穆公恢复人殉一举，此后又用了近千年的时间，逐渐废除人殉，甚至连人俑也被小俑、雕像取代。
如此到松末圆初时，因鞑靼人入侵，人殉之风再度回归，哪怕是敏朝初年，依旧没有废止，如此又用了数百年时间，殉葬之风依旧犹有余存，尤其是在藩王府上，老藩王去世后，多有亲近内侍、王妃殉葬的，或者是自愿，或者是嗣王逼迫——
本在两千多年前，就该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而被废止的道德，用了两千年还没有完全摒除！可见道德虽然因为生产力而发展，但其鼎革，却并不会因为生产力变化而主动变化，乃是一个极其漫长缓慢的过程。
殉节应当坚决废止，那篇文章的主旨，给钱受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出奇地投合他的胃口，钱受之以为留有用之身，尽力周全左右，这才是更有效用的事情，人死实在不难，难的是忍耻活下去，并且利用现有的条件继续做有用之事——他会主动前来买地，也多少是受到那篇文章的感召：大多数西林党人，对于买地是非常不屑的，他们是预备顽抗到底了，殉节便是这种顽抗逻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