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曾这样评价年少亲政的康熙皇帝：“康熙能知人，能容人，更能用人，具此三者，必成不世出的领袖。??”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像康熙这样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又能高瞻远瞩、知人善用的皇帝的确不多。
康熙亲政之时，三藩势力已成，及至下发撤藩令，三藩乱起，中国的南方大地陷入了一片战火。乱军在南方战场上的节节进逼与清军的被动败退，曾在朝廷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也曾一度将大清王朝的命运推至风口浪尖。好在，这位年轻的大清舵手能在风雨之中稳立船头，沉着应对，终于慢慢扭转了战局。
自康熙十五年起，东南战局才渐明朗，三藩已呈败势。
此时的康熙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欲稳固大清江山，有一部分人必要笼络过来为朝廷所用。这些人就是那些隐居民间的前朝大儒才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前方战火还未停歇，康熙就颁发了一道圣谕，开“博学鸿儒科”，上谕云：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绝之人，不论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于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遵行。特谕。
其实早在唐代开元年间，就有了“博学鸿词科”这一名目，它是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手段。它不限制秀才举人的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考试通过后就可以任官。到了宋代
，博学鸿词科虽然延续了下来，但因太过难考，关注的人并不太多。元明时期，基本就是进士科一统天下了。康熙这次将“博学鸿词科”的名称改为“博学鸿儒科”，名分更为尊贵，门槛却并未提高，其目的就是笼络当时在野的一些知名人士。
对康**说，这是事关政局稳定、国家振兴的大事。而这次应征入选的，有很多正是容若的朋友。
正月，下征博学鸿儒诏。夏秋间，应征文士多至京。十一月起，供应征文士食宿。施闰章、曹禾、汪琬、陈维崧、尤侗、朱彝尊、秦松龄、汤斌、徐轨、彭孙璚、陆元辅、徐嘉炎、毛际可、黄虞稷(后以丁忧归)、严绳孙、周清原、吴雯、毛奇龄、阎若璩、潘耒、李因笃、叶舒崇等至京。（赵秀亭、冯统一《纳兰性德行年录》）
于很多落拓士子来说，功名机遇就在眼前。一道开设“博学鸿儒科”的上谕就像一面镜子，立时映照出那些士子文人的种种形态来。高阳在《清朝的皇帝——皇清盛世》一书中将此形象分为三类：
凡被荐征者，自为硕学鸿儒，但对出处进退、功名利禄的观念，却大不相同，态度上大致可分为三等：上等是坚不应试，或坚不受禄；中等是得失看得不重，听其自然；下等是极其热衷，未荐唯恐不荐，已试唯恐不第。
顾炎武、黄宗羲、李颙等应属上等——坚辞不出，准备以绝食抗争，好在朝廷中有人为他们斡旋，才得以脱身。还有山西的傅山坚决推辞不来京，被人抬到京城，又抵死不肯参加考试，康熙就给他来了个免试授官，傅山不受官也不谢恩，死硬到底。当然也有很多对此热衷之人，闹了很多的笑话。
其实容若的很多朋友都可在这三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顾贞观，康熙十七年正月十七回南方，正是要避开求人举荐博学鸿儒科之嫌；严绳孙，被征时已年近六十，他以年老为由坚
辞却未被获准，到京后又自陈因疾不能应试，四请都未获许。他被迫赴试，卷上不作赋，仅作“省耕诗”八韵就出来了，以为如此一来必遭摈落，能得以遂他归隐江湖的初衷。谁料他早已诗名在外，康熙皇帝惜其才，谓“史局不可无此人”，将他取在二等之末。正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皇上看中的人，任你想尽种种招数都无法脱其大网。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康熙的才之心着实让人叹服。
与严绳孙等人形成鲜明对比的，容若身边也有一位，他就是姜宸英。康熙十二年夏，姜宸英经徐乾学的介绍与容若相识。那年九月，徐乾学因顺天乡试受劾降职回南方，姜宸英也一起南还。康熙十七年，博学鸿儒科的上谕一下，与试的举子大多都在这年夏秋至京，在此等待第二年三月的考试，姜宸英也来了。从十一月起，朝廷开始供给被举荐的举子食宿，姜宸英因未得举荐，生计无着，容若将其安排在千佛寺并极尽周济，才解了他的困境。后来姜宸英在《祭性德文》中曾提及这段窘迫岁月：“于午未间，我蹶而穷，百忧萃止，是时归兄，馆我萧寺。”姜宸英本是有人要举荐的。韩菼与叶方蔼相约，要一起荐举他应博学鸿儒科，孰料天意弄人，荐期在即，叶方蔼却被宣入禁中，两个月未得回家；韩菼独举，则已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