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征税之事，说简单也简单。
不过知县催户书，户书催甲首，甲首催花户，一层层将征税命令传达下去，一层层将税粮收上来。
说复杂也万分复杂。
一来征缴科目繁多，又有摊派杂役，非是本县户房老吏根本弄不清楚。
二来税基不清，各县鱼鳞图和黄册基本没有用，征税得看实征册。
实征册在官府手里还好，但许多地方田地数目掌握在户书等胥吏手中，成了私册，纵是知县，也只能仰仗他们收税。
三来催缴人员混杂，简单点的，由户房书办分别负责一两个都里催缴；复杂些的，户书则只负责造册，另外有柜头在县衙前设柜征缴税粮。
里甲层面亦是如此，有里长、里催等协助征缴的，也有里书、册书等造册人员兼顾催缴的。
一县之中催缴税粮的有上百甚至上千人，这些职位基本被乡绅地主子弟乃至青皮无赖霸占。
他们往往绞尽脑汁刻剥百姓，并向上级分润，以确保自身职位不丢甚至能够“世袭”下去，由此成为腐蚀大明的贪污体系最坚实的基础。
以邵阳县来说，每年征缴税粮时会在县衙设柜，各里应里甲役的那一甲负责催缴。
该甲中在县里守柜的称作“收头”，在乡里向其他九甲催缴的称作“催趱”。
按理说，里属各甲应轮流催缴，但实际上收头、催趲早已固定，所谓的轮流只落实在县衙那几张不值钱的纸上。
眼见刘今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刘麻怪忙提醒道，“蒋家是温和尚贤两里的大族，人丁兴旺，人口近一千。
“族中有生员，还有位去年刚中的贡生，那位贡生老爷对本土的事蛮清楚，又乐善好施，为人公正，在乡里德高望重，常有乡民找他裁决纠纷。”
刘今钰点头表示了解。
她还没去想蒋家的事，此时她脑袋里只有“民生多艰”四个字。
唐景宽给她介绍过邵阳征缴税粮的情况。
自嘉靖年邵阳县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后，本色即米麦布绢茶等实物征收得越发少，到今天基本都折色为白银征收。
农户缴税，必须先将出产换成白银，但奸商却常与乡绅地主以及官僚勾结，秋收后粮食收购价基本会大跌。
官方一石谷折银三钱，实际上能卖二钱五分已是好行情。
近年灾害愈来愈多，粮食收购价反而走低，能卖到二钱已经不错。
一石谷的价值就此缩水三分之一。
如果考虑因灾害而上扬的粮价，农户的损失则远远不止这个数。
对农户的剥削还不止收粮一事。
税吏收税银时，经常将九成色的白银说成七成甚至六成，以此多征税银收入自己囊中。
经此一遭，农民又要多交近百分之三十的税银。
邵阳县在册田地不记王庄为三十七万五千九百零七亩，全年税粮本色和折色皆以白银计价，除宗室所需后为一万九千三百零四两。
也就是说平均每亩征税约五分一厘四毫，考虑税吏贪污情况，则至少要交六分六厘七毫银子。
以市价一石谷二钱银子算，需卖谷三斗三升三合五勺。
若按官价，税吏也不贪污，农民则只需卖谷一斗七升一合。
农民税负即便是这么保守的估计，都加重近一倍。
邵阳县中田亩产两石谷。也即“理想剥削情况”下，每亩税后剩一石六斗六升六合五勺，再减去每亩种粮，则每亩约剩一石四斗六升六合五勺。
按“一石谷半石米”粗略计算，可得糙米约七斗三升三合三勺。
这里的石是容积单位，约为现代1.02252公石，稻谷与糙米的密度不同，故而一石谷跟一石米的重量并不相等。
一石谷约为明代一百斤，现代120斤；一石糙米约为明代一百二十斤，现代144斤。
所以七斗三升三合三勺糙米可大概折算为明代八十八斤，现代105.6斤。
老幼青壮所需粮食简单平均下，在缺乏蔬菜肉类补充的明代，一个人日均粮食怎么也得1斤，则一个人得有三亩五分田才能勉强糊口。
邵阳县在册人口八万四千零十五人，简单计算下，人均田地接近四亩半，也即人均只有一亩地的税后出产，八十八斤糙米能拿出来用于消费和应急。
八十八斤糙米，按本地市价一石米八钱银子计算，不到五钱九分银子。
但八钱一石米是粮商的卖出价，实际粮商给农民的收购价甚至能被压到五钱。
即便不考虑隐没人口——因为也存在大量隐田，当然绝大部分隐田也不可能在自耕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