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瞪了李若涟一眼，继续解释道：“熹宗及之前，我们百姓大多数是没有自己的地，嗯……应该说本该属于我们的地不属于我们了。
因为以前赋税本就重，收成又不好，没有积蓄，大人生病了能硬扛，孩子不能吧，若是遇见什么蛇毒、断骨等等的总得及时医治吧，没银子只能将地卖给地主富商。
不卖地也行，去银庄借款，但利息太高了，九进十三出都算是好的，关键是利滚利，滚到最后把地卖了、自己卖了都不够还的，所以只能卖地。
灾难倒是渡过去了，但以后总还要生活吧，所以只能租富商、地主家的地来种，地主得收三成的佃租，剩下的我们还要交赋税。
朝廷规定一亩四升，可那些贪官污吏却是变着各种法子来多收，诸如大升、淋尖踢斛和折色火耗的等等。
大升就是官家和我们百姓用的不一样，他们的比我们的要大，实际有五升，但也只标着四升，如此我们就多交了。
淋尖踢斛是将米谷倒进一种叫做斛的容器里，上面留一个尖，收税官员在斛上踢上一脚，斛尖上的米谷就落在了地上，这地上的就是收归官家所有，其实就被他们贪了。
折色火耗就是我们交的税银都是散银，官府要重铸成官锭，中间就有损耗了，补上这些损耗我们也认了，可那些贪官则是比朝廷规定的损耗多三五倍、甚至七八倍。
本来亩产就不多，去除佃租、赋税后还要油盐酱醋、衣、生病等等，哪里能吃的起白面馍。
老汉上一次吃白面馍还是崇祯元年……不对，崇祯二年的五六月份，至今已经五六年了。”
“可恨，这些贪官污吏真该杀！”
对这些，崇祯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但现在演戏嘛，自然得表现的真实一些。
“不对呀，老人家，你刚刚不是说崇祯二年吃过吗？”
“唉……”
老人家又是叹了口气：“先生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皇帝崇祯元年西北巡视，砍了晋商，然后开始在陕西实施还地于民，先用后还的政策，
我们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地，而且皇帝还是免除了几年的赋税，我们这才能吃的上一口白面馍。
有了自己的地，凭借我们的经验，即便不能顿顿吃白面馍，但顿顿吃饱应该不是问题，我们以为好日子来了，结果这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干旱却是越来越严重了。
这要是放在以前，现在早就饿殍遍野了，好在皇帝英明，在登基后就立刻开挖水库，连接周边河流，而后又推广了耐旱的番薯、土豆、玉米等作物。
虽然亩产不如其他地方，但至少在三石到四石左右，我们这才勉强有了口吃的。
否则你们……从四川一路过来，早就看不到沿途的树木了，因为树叶、树皮、草根等等都会被饥饿的百姓们给剥光挖尽，入目可见的就是满山黄土了。”
众人都是神色一凝，李若涟继续问道：“老人家，您还说没有蒙我们，您这前言不搭后语呀。”
不待老人出声，李若涟继续道：“从崇祯元年至今也有七年了，人均五亩，你们一家五口，这就是二十五亩，就按亩产三石算吧，一年就是七十五石，怎么看都能吃饱吧。
可你刚刚说那窝窝头就是你一天的口粮，全家都靠这个度日。”
“你懂个球，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老农听完气的破口大骂，恶狠狠的瞪着李若涟一眼：“账是这么算，自然是没有错的，可自新帝登基之后这天是一年比一年干了。
崇祯元年下了三场雨，两场都是毛毛细雨，只是下完一个时辰，地面就干了，一场大一些，也只是湿了两寸左右，能干啥？
崇祯二年下了两场，也是小雨，而且还不是农耕的时候，下了等于没下。
崇祯三年一场，崇祯四、五年一场都没有下，六年的时候略阳到宁强一带倒是下了一场大暴雨，如非这几年一直有疏浚河道和修水库，略阳都能淹了，但下完之后到现在又是滴雨未落。
你们应该是从桔柏古渡渡过的，往年那里江水奔腾，水急浪高，如今你再看看，差点就能看见河底了。
如此的天干，我们还能种将所有地都种上吗？当然是弃地精耕保收成了。
实话告诉你，我们家二十五亩地，今年也只种了两亩，就这两亩地，全是番薯。
番薯收获之后则是种小麦，但太干了，忙活大半年，亩产也不过七八斗而已。
即便如此，我们也会种，能收获一点算一些，而且保存的好能保存三四年呢，比番薯晒干磨成粉保存的时间还要长。
我们每天下午申时前后全家出动，去七八里外的玉带河挑水来浇地，两拨接力，一直挑到早上辰时前后，差不多能挑个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