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以为，自古变法涉及财税利益，要么不利于官，要么不利于民，两者择其一，才较易成功。若是官民两不利，唯利于君，那便是韩非之法了，太过理想，而难以落地。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今人主之于法术也，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浮萌趋于耕农，游士危于战陈。其反噬必重于‘刖两足’。韩非借卞和之口所言，不得不慎呐。”
姚启圣这番话，倒也略微有点掉书袋，但朱树人也是两榜进士出身，所以并不存在理解障碍。
理想主义的变法，最怕的就是想一步到位，然后同时既得罪了朝中大臣士绅，又得罪了人民群众，最后只对皇帝一个人有好处，那就容易被反噬。
商鞅韩非这些人全都不得好死，急于求成起码占一小半原因。
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下面的人闹事。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
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