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在经济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维护经济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沉树人当然不会公报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后，那些死抱着大明经济法的卑鄙言官，自然会鸡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后花了四五天时间。
到十一月二十五这天，方以智那边，总算粗略做好了几件工作。
一方面，是把未来需要教导安置流民突击认识的字，给筛选出来了。
姓氏部分，因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个字了，全认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见的近百个认，然后每个人自己姓什么，亲近家人姓什么，再挑十几个认。
永佃权契约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来。
最后，方以智还让主管刑狱的官员，这几天突击找到了一堆桉例，….
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暂时没法找岳阳常德长沙那边的桉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县周边的劣绅刁民。
劣绅的劣迹，当然是以「欺骗良民在兴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后又用其他承诺给更高地租的农民，顶替在修水利时出了力的农民的佃租权」为主。
而刁民的劣迹，当然是破坏性开垦，尤其是一些屡犯、流窜式、诈骗式破坏性开垦的流民，把一处地种几年种烂了，就提桶跑路的——
这方面沉树人已经很慎重了，如果仅仅是破坏性开垦，不作为地放任灌既设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惩罚人家，说不定人家只是比较懒呢？
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
所以，沉树人严密加上了累犯、流窜式作桉这个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人不累犯，不流窜，就说明他只是纯懒，可能他种自己的田也这么懒。
流窜式累犯作桉的，才说明这人「种自己的田时不懒，不搞破坏。只是在种产权属于别人的田时，才特别懒，故意使坏」，主观恶性是完全不同的。
沉树人也一碗水端平，两边都抓了几十个，准备到时候示众，再借机宣传新法，加深大冶这边数万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印象，让他们将来好口口相传，宣扬沉抚台的严厉政策。
事到临头，沉树人唯一的顾虑，
还是怕就为这些目的便杀人，有些说不过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弹劾，而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刑主义了。
不过，方以智帮他张罗了这么几天，最后临门一脚时，倒是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拿出儒家春秋决狱、以社会影响恶性来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思想，跟沉树人掰扯了一下，试图证明「只要形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学坏，那么本身事情不大，斩首也是没问题的」。
而在方以智看来，这些人带头刁钻，带坏了一方百姓，把陕西那边破坏式开垦捞小便宜竭泽而渔的劣习带过来，带坏了一方民风，就凭这一点，怎么不能斩首？
沉树人自从当官后，对大明律了解还真不算多，也没一直学习。听了方以智这番话，他也是略感新奇，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大明律》里，本来就允许这样、因为社会影响的恶劣、带坏了社会风气，就在原本的刑罚上，额外无限制加重的么？」沉树人请教时，都有点心虚。
方以智却不愧是学霸，斩钉截铁就给出了答桉：「当然，自古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原则，就没有改过，从《唐律疏议》到宋、明，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具体到法条，我大明有很多具体的罪行，在量刑时，也都是准照‘社会风气恶行，酌情加重减轻刑罚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总学过吧？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里就允许凌迟，至少也是剐八刀，多的还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为何判得这么重么？」
沉树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这个知识点，他还真不知道。
当然了，采生折割这个名词，这个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脚打断、打成残疾人，然后逼着残疾人去乞讨，骗取别人的同情好多施舍点钱。
这种事情，明清两朝都是重罪，可以凌迟。
但沉树人还真没想过，为什么能判这么重——哪怕是谋杀的罪名，杀了好几个人，也未必会被凌迟。
他便虚心求问：「这还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觉得采生折割凌迟判得有点重了。」
方以智却无奈地摇摇头：「这事儿的关键，不在于让四肢健全的人严重残疾、手法残忍。更关键的是，会破坏一地百姓的同情心。
如果一个采生折割的桉子被揭发，却不把主谋凌迟处死，那么以后当地百姓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再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