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普通的良民百姓，被官府管理屯垦不当、逼得闹出抗税起事，
那就算方以智动用武力，杀一批人成功压了下去，那他的官帽估计也要受到严重影响。
也好在沉树人不在期间，闹事的只是投降的张献忠旧部，这些人本来就有劣迹，所以只要能扑灭，沉树人就可以压住，不要往朝廷上报，权当是家丑不可外扬了。
不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事情，还是必须慎重做的，沉树人着实重视这事儿，就跟方以智仔细复盘了一下。
方以智也是很无奈：“上个月，这些人闹事的起因，一来是嫌我们湖广这边，对于安置流民的官屯，收租比例太高了。
咱武昌府到长沙府，定的都是官府授田、安置流民自行耕种的，五五开，收五成租子，为期数年，等战事不紧张、军粮不短缺了，自然会降税。
如果是此前就在本地拥有田地的自耕农，自然不用缴那么高，只要按照正常国税，加上朝廷定额的三饷比例收就行。
另外，对于需要种植玉米、土豆这些新高产作物的，不管是否从官府处获取种子，都需要‘倒四六’加一成租子，官府拿六成——考虑到这些产量大，其实给农民留四成，保障他们不受其他盘剥，安心生产，也是能温饱的，国难之秋开销大，这也是没办法。”
方以智说的这些数据，沉树人都是认可的。
明朝的正税确实不高，加上三饷的话，如果没有额外摊派，也不存在“权贵不交税，摊派给没特权的人加倍交”这种事情的话，百姓绝对都是能承受的。
毕竟要打仗嘛，不交那么多，军粮哪里来。只要能把生产搞好，就没问题。
长沙常德衡州三府，毕竟今年刚遭到过张献忠的大屠杀，人口至少减半，就会空出无主之地供官府分配。
这些分配到田的流民，好歹上面没有地主盘剥了，个人自耕农直接把租子交给官府，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所以，沉树人捋完这些数据后，也是暂时没能想通：“仅仅这个征税收租的比例，就能把安置流民直接逼反？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官府好歹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农具，让他们能尽快生产呢。难道他们原来做百姓的时候，承受的租子会明显比这还少？”
方以智叹了口气，一副“果然你也被蒙在鼓里”的表情：“所以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后来平定长沙乱贼之后，我多方查问，深入了解他们早年在陕西、河南的民情，境遇，才知道。
在陕西和河南，国税和三饷固然是不会少的，而且因为流民多了，留下的人少，就会被摊派得更狠。所以，在陕西，一个贫农要交给朝廷和官府的部分，只会比我们这儿更多。
但是！在陕西，自从天启年间开始，甚至是早在万历末年，贫农如果是租种地主的田地，他交给地主的那部分租子，已经比南方还低了！而在南方，正常情况下，百姓最大的负担，其实是无地农民给地主的那部分，给朝廷和官府的应该是小头。”
沉树人大吃一惊：“怎么可能？难道陕西的地主良心好，收的租子能少那么多？然后这些人在陕西见惯了‘仁慈地主’，到了湖广就受不了了？！”
沉树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这个说法绝对是超出了他的直觉。
方以智摇摇头：“当然不是靠‘仁慈’了，天下哪有那么多仁慈的地主豪强，靠的就是陕西自万历末年，就人口流亡饿死严重，渐渐地广人稀。
豪强们又控制不住自己的佃户不跑，只好减租子，吸引别的豪强地主手下的农民来种自家的田，于是地主之间互相竞争，农民被收的田租也就越来越低了。万历末年，陕西还只降到农六地主四，崇祯初年就已经进一步降到农七地主三了。”
沉树人恍然大悟：
北方小冰期连年灾荒，地广人稀，那就是地主之间互相卷，抢着吸引农民来种自己的地。
南方相对灾害少人民不逃跑，人多地少，那就是农民之间互相卷，抢着给地主种地。
人多卷人，地多卷地，
哪种生产要素不稀缺就卷哪种生产要素，此自然之理也，ks都说过。
但很快，沉树人脑中，更大的不理解就冒出来了：地主都减租子了，陕西农民怎么反而更活不下去了呢？李自成张献忠都从那儿冒出来的，这点总造不了假吧？
他也就自然而然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
方以智也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直接拿出来一卷笔记，竟是孙传庭的着作，估计是后世会被收录到《鉴劳录》里的吧，也有可能是《白谷集》，如今还没有正式命名。
方以智把孙传庭的书往那儿一摊，说道：“孙总督早年的笔记，我也读过不少，其中提到他在陕西多年，筹措军粮、督办租税劝农的前后始末细节，有些内容，我原本并不能解，现在才算领会了他的苦衷。
孙总督当年就曾好奇：为何自崇祯初年起，凡他到陕西各处，都看到百姓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