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人，这地方有一点倒的确是好的——那些孤老，就算出不起钱，养老院也给收进来。
至于说有孩子的老人，住进来之后，孩子不给钱的，养老院也不赶人，依旧收容着，至于说子女会不会被扣分，那他们也不管。只是每个月张榜公布欠费名单而已——倒真有一些即将被提拔的吏目或者工匠，被有心人打探到欠缴养老费用，告发上去，被取消资格的。
但话又说回来了，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很好的，毕竟提拔也是好事，都是有能力的人才有这样的机会，而只要自己有点本事，父母又还算是尽心把自己拉扯大，孩子多数也会选择在家养老，不太会把老人送去养老院等死的。
有能力的家庭，是这样想的，没能力的家庭，如果孩子又多，那就不一样了，没有了官府对孝道的强硬要求，老人想要子女们都伸手照顾拉拔，又不至于争吵不休，想来想去，最好的做法还真是拿着手里的那点积蓄，谁也不给，就盼着孩子们看在钱的份上，对自己殷勤一点。
当然，这样想就等于完全将亲情利益化了，这也是很多‘旧伦理派’，对于官府的导向很不满的点，好像人和人之前完全没有一点儿温情——大家不是不承认这样的事实，而是认为官府都如此导向的话，民间只会更加变本加厉，到时候，人人一双眼睛都只看得到利益，社会风气再别说温厚，而是要越发畸零僻怪，凝聚力完全下降，成为一盘散沙了！
?‘新伦理党’，对这种论调是不屑一顾的，他们是抱着道统作为自己的圭臬，又到处拿‘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力’、‘实事求是’这些逻辑来解析一切，说得也是很白：买地这样的分家规矩持续下去，包括城市的规模也一再扩大的话，迟早婚后大小家分居将是常态。
倘若父母家住在城西，小夫妻家里住在城东，那基本是不可能指望父母帮着看孩子的，产假后，断奶送去托儿所，上半工，下工回家照顾孩子，最多就是逢年过节回父母家探视一二罢了。试想，不论是孩子的配偶还是孙辈，对父母几乎没有相处，就是孩子自己，见面的机会也很有限，衙门也不约束，既没有利益上的帮助，也没有感情上的牵绊，怎么可能指望这些人来照顾晚年呢？
就说孩子自己，买地这里，孩子从五岁起就可以出去做半工养活自己，十岁后，在一些行业就能拿全工，理论上从这时候起就具备了分家的条件。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五岁起就在做半工赚自己的口粮，十岁后分家，二十几岁结婚时也没有得到家庭的任何馈赠，那么，他/她对父母的感情又有多深厚呢？如果没有遗产吊着，能指望这样的孩子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悉心地照顾老迈的父母吗？
城市的发展，必然带来亲缘感情的淡薄，谈不上感情，那就只能指望用利益来建立新的逻辑。葛爱娣其实也不是不明白‘新伦理党’在这件事上讲的道理，甚至，她认为还是颇有道理的，不过她自己则很难摆脱老思想的影响，总觉得做父母的，也该倾其所有地支持孩子，能铺多少路就铺多少路。
虽然她和徐大发没有得到家里这样的支持，但他们是受着这种思想熏陶而长大的，同样的，他们也本能地服从、孝顺父母，即便从利益上说，这完全是亏的，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却一直在付出，但却依旧很难摆脱这样的思维方式。
虽说葛爱娣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如果算上为子女的储蓄，每年给老人的孝敬，以及对亲戚的帮衬，平日里也自然是手紧的，对于一些他们这个阶层似乎应有的享受，就觉得舍不得了。葛爱娣一家住在西街，也有这个原因，此处的房子虽然都是水泥房，也在供电网络之内，但房屋的布局，院子的面积，都较为局促，和葛爱娣同级别的同事，居住环境多数都比她更高一级。
别的不说，风水明显就要更好一些，这一次大风，他们的住所既没有内涝，也少有发生事故的，最多就是碎点儿玻璃，葛谢恩倘若住在那样的街区，都没有出头的机会，因为那些房子，在院子里多数自带了水泥建的厨房和盥洗室，有点儿小四合院的味道。
不像是西街的房子，修建时虽然也在主屋留下了厨房的位置，但很多邻居会把厨房也改造为卧室，自己在院子里搭棚、搭木板房做厨餐厅，美其名曰敞亮透气，台风一来，最先倒的就是这些板房。
至于说，飓风过后，全城断电，线路大修，这也影响不了他们什么，本来线路网一周就是要定修个两天的，这两天用不了电灯电扇，别人都是苦熬，局长、副局长他们住的小院子里，畜力发电机什么的，都是标配，还有些干脆就不接网路，而是自己搞供电和锅炉房，一年四季都是冷热水、自来水龙头，这都是葛爱娣一家向往而无法拥有的奢侈花销。
若说什么仙器配发到手，每年体检，吃喝玩乐都是用的仙器……这样的待遇，因为距离太远，倒也根本就不会妒忌了，唯独是这些触之可及，却偏偏要克制自己不能去拥有的东西，最容易让人感到局促。葛爱娣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幸运，只是这些细小的情绪，就犹如羊城港永远不会消失的蚊蚋，时不时就逮着机会，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