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具体到每个人心里，事实上，看社交媒体上诸多伤春悲秋，其实也知道，很多人内心还是承受了背离标准的压力，只是大城市人多事多，这种情绪不会是主流。而且，标杆是多元化的，背离了结婚生孩子回乡的标准，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六边形来说，有一些不合格，另一些则更突出，这也能弥补这些人的自我满足感。
在买活军这里，尤其是买活军的女性这里，所有标杆都被完全摧毁了，树立下来的新标杆则不多，大概最成功的只有几点：第一，女人一定要工作，第二，女人一定要锻炼身体。这些立下来的东西，执行得是很好的，其余别的标准则一概茫然，女人大概几岁结婚呢？23岁以前是不许结婚，但23岁之后呢？最合适的婚龄是几岁？最合适的育龄是几岁，应当生几个孩子？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房子住到怎样的算差不多，车子呢？衣服呢？孩子的教育呢？
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的变化，生产力的飞快上升，也让很多自诩会过日子的家庭都陷入了茫然，在这种极快的节奏中难以确定自己的定位。这里有些问题是有共性的，有些问题是女子的标准特别空缺的，其实谢双瑶也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了，在择偶标准这些事上，都可以感受到新女性的无所适从，杰出的人无所谓，平庸的人则被拉扯在自我需要和固有印象之间，反而特别两难。
这么看来，制定标准似乎已经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了，叫张宗子写几个典型的案例，通过报纸进行宣传推广，目的不在于表彰这种生活的模范性，而在于给大家植入一种，‘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如此的标准。活可以让笔杆子去干，她来确定一些标准就好。
谢双瑶知道，这是不能逃避的问题，如果不走这条路，那就必须让知识教去填补空缺，知识教必然会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庞然坐大，固然，知识教也绕不开她，但这和她的本意就相违背了，她并不想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这也是她为何没有构思‘两制’制，事实上很多人都对她如此建议过，在老华夏之外的疆域，实施以教治国，这么一来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谢双瑶之前是不假思索地否决了，明白着，两制的结果必然是老华夏遭到知识教的渗透和反制，而且就目前知识教高层的种族构成也根本不适合如此安排。
这是必须去设立的标准，但是，她依然感到笔尖特别沉重，好像每一笔都是对过去自己的摧毁，谢双瑶自己就没有按任何标准活着，她现在要去给别人制定标准了：27岁结婚？婚后生几个孩子？起码要生两个吧。太可笑了，就算是在原本的世界，她也对生小孩没有什么兴趣，但她现在必须给别人制定一个kpi！
一个家庭起码要生两个小孩，这是种族保持人数的最底线，实际上这仍是不足够的，如果她还想继续实现自己扩张华夏疆土的计划，汉族人数在预期中必须持续上涨，那么，一个家庭最好是要生四个。
直到人数达到理想范围时开始，才能倡导生两个，不论何时，生一个都是不能接受的，想想看，两个人只有一个后代，这个现象只需要持续几代人，把观察尺度拉到一个百年的话，族群人数减少的幅度能让人头晕目眩！
数字永远是血淋淋的，不会因为任何人类软弱的情绪而改变，它好像在嘲笑谢双瑶的虚伪：谢双瑶自己不生，这姑且可以说是为了断绝帝制传承，但平心而论，她希望她的吏目们多生吗？也不希望，在男女同休产假的制度下，一个家庭常态生四个，就意味着一个吏目要脱离工作两年，在高层中这几乎是不可接受的空缺，实际上，通过这个制度和自己的典范，她是在给她的高层吏目慢性绝育，一个——一个已经就是高级吏目生育的极限了。
这种现状在很多时候，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谢双瑶安然地享受着这些好处，但下意识地没有面对它的后果：她自己立了一个‘搞事业，无子嗣’的标准，那这标准就是优越的，是高级的，是那些渴望有建树的男女所追求的，但她又需要大量的新生人口，这些人口该由谁来生？自然是那些没那么优越的，没那么渴望有建树，在鄙视链中比较低级的人来生。
这些人提供了谢双瑶需要的新生儿，但却被定义为低端人口，承受着轻视，更在很多时候承受着高端人口对自身传承的需求——这种架构不能不让她想到《使女的故事》。
高端人口剥削低端人口的方式永远是多种多样的，生育就是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谢双瑶掀翻了源于封建社会的，□□.裸的、张牙舞爪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剥削，但从未意识到或许自己正在亲手建构在买活军社会形式中的一种全新的，群体性的剥削。
多生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需求，但在她建构的新标杆中却反而成为了无知、蒙昧和卑微的象征，甚至因此背负了原罪。买地立下的最坚实的标杆，就是人人都要劳动，都要工作，能劳动能工作，就有社会地位，反之就没有，这些多生的妇女，退出了社会劳动，她们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就是低端，就要承受鄙视。社会又需要多生，又责怪多生的家庭，‘养不好生那么多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