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季淮的话，按道理应该是足够支付药费，并且带她一起返回叙州的。但夷陵寻人不果，被迫跟着东来之后，银钱显见得就要紧张多了，两人虽然已经尽力俭省，但出门在外有些钱是不能不花的。
比如船票，从夷陵到丰饶县，航程很长，包船走一趟的花销至少要二百两银子，他们为了节俭，是买的船舱票，饶是如此，两人也要二十两银子的路费——这实在不能算贵，毕竟船况好，而且不用换船，是长程的船，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不必不断接触新船夫，担忧这些船夫会不会是水匪客串，到了少人的地方便直接杀人夺财……
这样的事情，他们上一回旅程可是见得不少了，码头上船船皆哭，有许多是和方家一样，被迫背井离乡的富人在哭，有很多也是路上遇到了意外，折损了亲人，自己侥幸逃脱出来，却是人财两失，前路茫茫的哭泣。
而且，这艘船是打的活字旗，说明在买地登记造册了，品德是有保证的，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财物被船夫偷走，因此，船票要更贵一些也在情理之中，方仲贤也知道这是花小钱买平安，俭省不得。但一路下来，有太多俭省不得的地方要花钱了——就说洗澡吧，船夫沿路就有强调，靠岸时有条件的话，鼓励船客都去洗澡，否则，就怕船舱里的味道不好闻，“惹来买地那些大官人的不喜，便要扣我们的分了”。
他们是打活字旗的船家，听说有些活字旗的大船上，落锚之后，还会义务组织客人上扫盲班的，这都是买地官府的要求，也因此，活字旗的船，船家说话要更有权威一些，船客不得不听取船家的意见，而如方仲贤一样的女子，怎能承受别人嫌弃体味的屈辱？所以靠港过夜时，必定是要找地方洗浴的——从前那是没有办法，沿岸根本没有女子能去的澡堂，现在大江沿岸，码头边都开澡堂，而且澡堂都有女汤，这笔钱不能不花，方仲贤就是再想省钱也不能拒绝，否则她成什么了？藏污纳垢、邋里邋遢的脏女人？
可是，澡堂之中，妇人们袒胸露乳、裸裎相对，这样的景象，她也无法轻易接受，虽然没有人格外注意，但总觉得格外羞耻，于是方密之总是提出为她买个单间——在大堂子里洗，价格不算贵，一次五文十文，越是往东走就越便宜，甚至还有一文钱的，但单间洗澡，自来水的笼头，这就贵了，洗一次总要十五二十文，两三日洗一次，积攒起来就是不小的开销。
可这也是方仲贤无法拒绝的支出，她哪怕只吃白饭，也不能接受和一群陌生人共处浴间之中，像这样不可避免的开销，又何止洗澡？他们偶尔也有必须上岸住宿的时候——码头水位低，实在是太臭了，停泊过夜的话实在受不了，船家要修葺一下船身，用滚水浇一下船中的床板，再找人来拆洗被褥等等，都是为了除虫，船身的卫生条件太差，活字旗可能会保不住的。
那么，既然必须上岸居住，方仲贤能住大通铺吗？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她能坚持用便盆吗？她没有侍女随身，是自己去茅厕倒便盆，还是多花些银钱，住那新奇而又清洁方便的新式卫浴房间？
这些花销，不能说是奢侈，几乎是维持尊严而必须的开支，于是只能无可奈何地不断把银子兑出了，眼见积蓄渐少，便是方密之不提，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方季淮不需要付医药费还好，若是要付医药费，以及东来的路费，那么钱一定是不够的，即便足够支付这些，余下的银两也绝对不够姑侄三人西返，他们滞留在买地筹措路费（以及可能的医药费），已成定局。
既然如此，那焉能把担子全压在方密之一人肩上？方仲贤心中其实也早接受了自己必须出去工作的事实了，她没有说的是，其实在侄子开口之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因为这点觉悟，她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仔细观察着沿途上船的、码头上擦肩而过的买地女工，在长达大半个月的观察之后，哪怕再挑剔，她也是不得不下这个定论：在买地，女子外出做工，实为平常，并无半点辱没家门的顾虑——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在买地，外出做工反而光荣，在家不肯工作，没有进项，反而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哩！
这样的风气，且不说和桐城老家截然相反，便是在万州、叙州也是没有的，在万州要求女子出门做工时，实际上方仲贤还是能感受到那些女工心中的羞愤和抵触，只有风月女才需要抛头露面，和三教九流打交道，和桐城老家一样，这还是万州当时的普遍认识……那么，方仲贤当然不能出门工作了，她也打从心底抵触这样忍辱含羞地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地做工的情况，方季淮被迫留在万州工作，一直是她的一大遗憾，如果有余力的话，肯定是要设法把她营救到叙州来的。
但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大江下游，却是认为，女子在外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打理家务的话，是能力有缺失的表现，别说在本地外出做事了，就是出外差，能够顺当走一趟外差回来，还要被人高看一眼，证明她们能干爽利，有足够的本事保护自己，甚至在陌生的地方开展工作……
“既然买地也有那样的要求，出外做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共度时艰，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