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了, 这样质疑祖宗的想法，范老实是绝不会说出口的，哪怕是对着妻子, 他也绝不会把心声吐露。因为这样的念头, 说没说出口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似乎一旦说出口之后, 便会发生些不测的后果——譬如说，倘若一个客户人不再尊崇祖宗了，那么，谁来弥补他们心中那极大的空缺呢？
宗族，对于客户人家来说就是从生到死的主旋律, 几乎是他们价值观的基石, 如果没有了对宗族的依赖和崇敬，那么谁来做心中的这个压舱石呢？难道真的要全心全意地去信仰知识教, 信仰谢六姐吗？
对客户人家来说, 于宗教的迷信, 不过是对宗族信仰的补充而已，把宗教完全作为生活的全部指导，也让范老实本能上感到一丝抵触，他还是更愿意如同现在这样，很有几分实用主义，精明地来使用对知识教的信仰, 完全狂信……那似乎是土人的做法, 而且，即便是土人，也没有如此虔诚地对待知识教，或许是因为知识教的教义, 实在是让人难以彻底狂信，从根本上，它的逻辑是有些自相矛盾的：能够经得住学习苦修的，那都是聪明人，而越是苦修，就越难以狂信，真正愚昧而又狂信的那些人，绝无可能做到知识教所要求的苦修强度。
对范老实来说，是否要彻底的抛弃宗族，并不是一个很急迫的问题，无论如何，他反正已经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族的林场里了。这个疑问和他日常生活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可以很方便地束之高阁，不去思考，只是心中偶尔也有些空落落的，在巨大的幸福感中又还感到了一些不踏实，好像心中出现了一个空缺，而尚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去填补。
范老实感受到了一些学习的需要——他现在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信心，即人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一些真正有用的，能解决疑问和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困难可以从书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但是，现在的矛盾是，林场的书不多，范老实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也不能问人，而他那种购买书籍的冲动，却又被传统的消费观而自我束缚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大概是应该大量看书的，可是，范老实已经有了孩子，而且他只是个林场工人。
从客户人家传统的价值体系来讲，他似乎不应该把钱花在自己的阅读爱好上，甚至于说，他的钱哪怕为自己私人花一分，都是有罪的，成家了，做了父母之后，夫妻两个人唯独正当的开支，便是为了孩子花钱。其余的花销，倘若是便宜的，那也就罢了，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不受到鼓励而已，但倘若在家庭收入中占到了相当的部分，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别说自家的成员了，就是别家的邻居，也都有资格议论纷纷，摆出教育的样子来，告诉他们，‘这不是长久过日子的道理’！
一个林工，还是罪民，即便入了知识教，那也上不得台面，做不得大人物，读太多闲书又有什么用呢？便连范老实自己，也认为这话是有道理的，况且即便他想买书，牛车也没有卖的，只能等有时候因为什么别的事——或者是下一个节庆，大家一起去占城港，他再找个借口去买教材，大概才能去港口新城的书店走走……
不论如何，书在南洋的确不是什么常见的东西，要比在华夏难以获取得多了，买活军衙门只能把力气用在保证报纸和识字教材流通上，其余的书本就暂且只能放松些，而一旦没有政策的压力，海商根本没有贩书的动力——同样的重量，用来运送工业品能赚更多，印刷品又沉又不容易保持品相，销路还不算很广，何必废这个力气呢？
范老实对于书在南洋的珍贵，还没有太多的了解，随着棕榈果采收逐渐进入尾声，他和妻子倒是开始准备要进城一趟了——范家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六岁，按照传统的看法还不到开蒙的年纪，但在虔诚的苦修之下，居然也已经学会了全部拼音，甚至会背九九乘法表了，这就是在老家，也是聪颖的表现，在南洋这里，便更是出类拔萃。所以张阿定把他们一家都报上去了，同时也鼓励另外两户新移民的成人也去报考‘扫盲班毕业考试’，“如果考过了，你们的工钱一天还能再涨五文，一个月也是一百五，不小的涨幅呢！”
在南洋这里，物价、收入，和华夏本土是有相当不同的，呈现出和特产强烈的相关性——只要是本地有出产的东西，价格都要比在华夏本土更便宜，最典型的就是大米和白糖，此外，棕榈原油的价格也十分便宜，可以说，如果能适应原油那股子特别的味道的话，那每天都吃油汪汪的炒菜，对一般家庭也不是什么负担。
至于收入呢，活死人下南洋，最低工资是三十文一日，这比在华夏本土要多了五文钱，而罪民这里，他们没有通过扫盲班考试，所以是一十五文钱一日，最低的价钱，通过了则也是三十文一日——这是个行情价，一般的岗位差别都不会太大，当然了，根据和占城港距离的远近，待遇上也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距离远一些，工人不能时常进城的林场、农场，会给雇工发一些福利，减少他们在日常生活上的开销，或者会增设一些岗位，比如说，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