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谢双瑶是光着身子魂穿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带来任何金手指的话，她其实反而不会有现在这些艰难的时刻，就团结家里人,首先在彬山站住脚,然后设法跑路到南洋去，躲过明末清初的人口梳理，能在南洋取得多少成就，那是之后的事情。但是，她应该不太会有改变政体乃至自己称王称霸的野心，能做个南洋富家翁就是很不错的结局了。
这和身为女子,必须翻越的偏见藩篱有关,其次还有就是生产力上跨越不过去的障碍,谢双瑶倒是可以装神弄鬼——那样的话，她肯定会把自己神格化，是没有搞什么破除迷信的资本的，谢双瑶之所以可以大鸣大放，在思想上迈出极大的步子，其实是因为她有数百年后的生产力背书。这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这样移植式的玩法,虽然很多时候让人心神舒畅,有种‘就该这样,不然岂不是白重生一场’的感觉，但带来的烦恼也是无穷无尽的,刚穿越时，谢双瑶有很多拍脑袋式的做法，现在看都是坑了自己，譬如说政审分,这个政策在当时看，哇，太妙了，真不知道别人怎么就想不出这点子，可等现在，治下人口多于百万之后，谢双瑶人麻了——政审分这个制度，是建立在一套高度流通的档案管理体系上的，人少的时候还好，现在人多了，该咋整？在这上头她打算付出多少行政成本？
首先，档案管理制度——这东西并不新鲜，敏朝也有档案管理制度，按照道理来说，一个合法的百姓，从生到死，也都能体现在档案上，长到了年纪要去上户籍，成婚也要登册，和离、病死、分家，按说都是要到保甲那里去通告，再由保甲到县衙去办理户籍的变更。
这是个人方面，政府方面，朝廷是通过每三年或者十年一度的造黄册，对人口、耕地的变化进行盘点，县衙也有造鱼鳞册的工作，这些所有的造册，都是敏朝的档案生成，围绕其也自然有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这一点，在全世界来说的确一直都是比较先进的，华夏这农耕文明的组织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登峰造极，并非散乱的欧罗巴、大食、天竺等地能够望其项背。
但是，这就意味着敏朝的档案管理是行之有效的吗？谢双瑶现在身在这个时代，可以非常负责地说一句，这完全就是屁话。敏朝的档案可信度大概不会超过千分之一，尤其是在近百年内，流民成风，太多人从生到死根本和朝廷毫无关系，官吏对于这些户籍上的记录也很不上心，因为做这件事基本上无利可图，还不如造鱼鳞册，造鱼鳞册那才是县太爷敞开钱袋子往里头捞好处的时候那。
和保甲制度联合在一起的档案登记制度，如果说从前有效的话，其实也只是因为从前百姓们被默认是不能任意移动的——这也是为何徐振之的游记引起这样大的轰动，在徐振之以前，游历这件事一般都是‘借机’，比如书生赶考，借机游历北方，某某百姓礼佛，借机在周围玩玩，人们多数公认，若没有一个很说得过去的理由，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居住地的。
实际上，对大多数百姓来说，这种限制也确实存在，保甲制度严格的时候，百姓离开自己所在的县，也还罢了，去邻县探亲访友倒是不需要路引的，但若是要走远路，从县里去京城，或者去邻省——那就需要找保长开路引，这种事很麻烦，若是保长有意和你为难，那么你甚至连自家的县域都不能合法地出去。
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了，哪怕只是保长，生活中都多得是办法拿捏治下的百姓，路引、徭役，这些都是以保甲做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在城里也还罢了，村里保长、村老作威作福的事情并不罕见。
买活军这里，是用小组长取代了保长，他们在城市里采用的是街道作为最小单位——居委会、街道办这种东西听起来非常老土，实际上是政权的毛细血管，买活军对这种吏目的任用也是很审慎的，一般都派素质较好的年轻人去和百姓们斗心眼子，一个人如果能在街道办也做出一点成就，把这条街道管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他在别的政务上表现得也一定会相当出色。
因为大家都至少会拼音的缘故，对街道的管理会比从前轻松一些，不过，买活军这里要出门也是得去开介绍信的，要写明白出门事由和目的地、预计停留时间，并不是完全的自由流动——但是，因为买活军也不禁止民众外出，所以介绍信就有点鸡肋了，胡编乱造的比比皆是，人们在管理城镇时也并不是很当真。
譬如说，农户甲从老家吴兴出来，本来打算去云县务工，但是在半路上遇到老乡，被招呼到了临城县，这样他的介绍信上写的目的地就不对了，如果他在临城县干得不错，做了能加政审分的好事情，临城县这边只能通过公函，写信给吴兴县的档案局，为他加分。
这还是好事儿，但如果他做了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儿，要扣分呢？人们只能通过他随身携带的介绍信上的地址，为他写信去扣分——但如果信丢失了呢？如果信是伪造的呢？又或者这个人觉得自己的身份脏了，决心换个身份生活，便假称自己是外地来的流民，重新获取了一个身份，建立一个档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