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扩散, 确然是不可否认的潮流，任何一个接触过买活军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正在致力于传播文字, 扩散文化，并且很重视‘文明’这个概念的建立，按叶仲韶的说法, 这是写入了《政治与道德》中去的，买活军处连贩夫走卒都知道华夏文明这个概念。
但若说文字的扩散, 和统治阶级的更易有关, 其中的联系却是沈、叶二人一时未有涉及的, 听闻冯犹龙此言，一时不由怔然，冯犹龙见此，便进一步说明道, “这也是吾这些年来，在两江一带游历, 所有的一点杂思, 今日到了买活军这里, 又和昭齐小友一席话，这才有了些许感悟——只是尚且还不能说得十分明白而已。”
“以我多年来和三教九流、市井百姓交接而来的结论来说，识字与否，在国朝，实际上便是一种阶层的体现，不是统治阶级, 又或者不是统治阶级的近宠, 是不能识字的。甚至是民间学风极盛的江南, 不识字的百姓依旧占了八成以上, 我们觉得识字的人多，那是因为我们眼里根本便看不到不识字的人——他们或者生活在乡下，一辈子种田为生，或者一辈子藏于内宅，除了我们这样的家里，女子识字的人又有多少呢？”
“这些人之所以不能识字，似乎是因为识字也没有什么作用，反而要额外耗费许多精力，不识字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无奈的体贴，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不配识字的，仿佛文字是什么多么大不了的东西。”
“仲韶、君庸，但我们都是识字的，都是精于文字的，文字、文学，究竟有多么大不了的呢？究竟有多么难学呢？我们的讲究，到底是在维系文字的纯正，还是在维护文字的门槛？儒家到底是要教化，还是假意教化，实则豢养百姓？我想答案是很显然的。”
“便以小说为例，为何以小说之‘通俗’，是一件需要为之辩护的事？如以文字作为一种记叙事物的工具而言，用文字描述任何事情，都不至于亵渎斯文，正因为文字被赋予了许多神圣的味道，仿佛成为一种特权，方才使得读书人普遍受到敬重——我以为这恰是文字被视为是统治阶级特权的一种表现。”
冯犹龙说到这里，思绪已十分顺畅了，又道，“因此，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它是神秘而艰难的，掌握了文字的人，仿佛天然便优越于不识字的人。而为了证明文字的神秘与艰难，于文字本身叙述的功能之上，又有了诗词、典故、习语、指代、暗喻等等，不厌其烦、不厌其巧、不厌其难，落于戏曲之中，这便是昆山腔之所以倍受推崇，之所以雅驯。因为它难呀！不但你要识字，还要有几年的工夫钻研，才能真正地懂得欣赏。其存在本身，便是一种门槛。”
“但我等其实也都知道，文字本身根本就没有这么难，便是诗词歌赋，也有白诗，有李贽，有‘吃饭睡觉，便是文章’——买活军这里，更用拼音来简化了它，真正做到了贩夫走卒、农妇农夫，也都能谈吐有物，便证明了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学会它，这本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
“但承认这一点，对于书生来说是很难的，我想虽然自古君子劝学，而买活军这里教育的普及，几乎算是儒家心中大同之治的程度了，但眼下这样的境况，恐怕会让许多人心中隐隐十分失落。因为他们失掉了因识字而带来的许多特权，是以尽管人人识字，但对于买活军这里，却有斯文扫地之叹，仿佛这里乱象纷呈，是令人极为不安的末法时代。”
“然则文字本身，不分雅俗，亦并不斯文，不过是一种记载事物和思绪的工具而已，对于文字的专营，只是封建社会如同专营土地一般，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自发的一种行动。文字神圣，掌握了文字的人便跟着神圣，于是统治阶级只要确保被统治阶级不识字，那么他们的统治便永远是神圣的，这无非也是王道、霸道的手段。”
话说到这里，已经很诛心了，但叶仲韶和沈君庸都没有反驳，而是默不作声地听着，看起来似乎他们也有相似的感触，只是不如冯犹龙说得明白——他毕竟是因为被告过文字败坏风气，而要去外地避祸的人。冯犹龙对于‘文字通俗’的拥护与渴望，是和风雅的叶、沈两家有根本不同的。
因此，也只有他能看到《何赛花》的魅力，“但在买活军这里，统治阶级不再是地主——至少是所有劳动着的活死人，文字再不需要维系自己的神圣性，于是对于‘文以载道’，便可以做出一种新的解释，文以载道——文可以载道，也可以通俗，可以娱乐，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有落于文字记载的资格。”
“在国朝，文字属于一成左右的统治阶级——你以为识字的人有许多，有些落魄潦倒，似乎并非是想象中统治阶级的样子，那是因为你们并没有真的接触到人数更多的不识字的人。识字的人有许多，只是国土广袤，国民巨万而已。”
“而在买活军这里，文字属于占了人口九成以上的统治阶级——即是劳动者，那么文字的面貌也就截然不同了，在国朝，学识只是统治阶级的玩物，经由它产生的任何收入都不正当——但在买活军这里，学识不再是自我炫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