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羡之，字宗文，生于东海郡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一带），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其家族背景深厚，祖辈皆在朝中担任要职。祖父徐宁，曾任尚书吏部郎，此职掌管官员的选拔与考核，权重一时；后又被任命为江州刺史，虽未及赴任便不幸去世，但其仕途之顺畅与声誉之隆，已足以在家族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亲徐祚之，则在上虞县担任县令，为官清廉，治绩显着，深受百姓爱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徐羡之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不仅学识渊博，更培养了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年少时，徐羡之便以其才华横溢而崭露头角，最初被太子少傅王雅慧眼识珠，辟为主簿，成为王雅幕府中的重要助手。此后，他又相继担任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功曹、尚书祠部郎等职，但徐羡之并未满足于这些职位，他心怀大志，渴望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因此，当尚书祠部郎的任命到来时，他选择了不拜，转而投身于抚军将军桓修的中兵曹参军一职，以期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中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
在桓修幕府中，徐羡之遇到了同样胸怀大志的宋高祖刘裕。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共事，因志同道合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裕的雄才大略和徐羡之的睿智沉稳相得益彰，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驱动下，彼此扶持，相互成就。随着刘裕势力的崛起，徐羡之也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等要职，成为刘裕麾下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在与谢混共事期间，徐羡之的才华和人品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谢混是东晋末年着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对徐羡之的才学和为人极为赞赏，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此后，徐羡之又相继担任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咨议参军等职务，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是徐羡之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鹰扬将军、琅邪内史，同时仍兼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其军事和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久之后，随着宋高祖刘裕北伐的步伐加快，徐羡之又被转任为太尉左司马，负责留守后方的重任，成为刘裕北伐大军坚强的后盾。在此期间，他协助刘穆之处理朝政，确保了后方的稳定与供给，为北伐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高祖计划北伐时，朝中许多官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唯独徐羡之保持沉默。当有人询问他为何不开口时，徐羡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到自己已经身居高位，官职和心愿都已得到满足。而且，当时南方和东方的敌人已经平定，国土大幅扩张，只剩下一些小规模的羌族尚未平定。高祖对此念念不忘，徐羡之认为自己的意愿与高祖不同，因此不轻易参与讨论。这段对话展现了徐羡之的谦逊和深思熟虑，他不因自己的地位而盲目附和，而是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见解作出判断。
接着，刘穆之去世后，高祖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负责留守事务，并允许他率领二十名甲士出入。后来，徐羡之又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原将军和丹阳尹的职位保持不变。这显示了高祖对徐羡之的信任和重用，以及他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在宋高祖统治的第十四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大司马府的一名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因三岁的儿子道扶患有痫病，竟在他发病时将他活埋。这一行为被道扶的姑姑和女儿发现并举报，周氏因此被判弃市（即在闹市执行死刑，示众）。
面对这起案件，徐羡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即便是虎狼等猛兽，也懂得自然的父爱母爱之情，周氏的凶恶残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除了法律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准则。如果母亲因儿子的原因而受到惩罚，那么作为儿子，他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虽然周氏依法应当受罚，但徐羡之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宽恕和同情，因此他建议将周氏流放到偏远地区，以体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兼顾人性的温情。
高祖最终采纳了徐羡之的建议。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它表明，在法律与道德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