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徐勃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泰山、琅琊一带领导了农民起义.以下是对这一事件的具体介绍：
起义背景：汉武帝时期战事频繁，长期的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同时苛刻的刑法律令以及连年自然灾害，致使百姓生活极端痛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
起义经过：徐勃率领起义军攻城克邑，夺取兵器，诛杀官吏，释放被囚禁的农民，还下令乡县奉献食物，没收地主财产，沉重打击了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
镇压情况：徐勃起义后，汉武帝首先采取了常规的镇压手段。他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等官员到各郡县督促当地官吏对起义军进行围剿。但起义军势头很猛，这些常规措施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于是汉武帝又派遣直指绣衣御史范昆、暴胜之等人，让他们到各地征发军队镇压。这些人权力很大，可以调动当地的军事力量。他们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在一些大郡一次就斩杀义军达万余人。然而，徐勃领导的起义军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余部散而复聚，继续坚持斗争。面对这种情况，朝廷还采用了招抚与武力镇压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对一些起义者进行赦免和招安，分化起义军；另一方面持续用武力打击反抗力量。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起义最终被勉强镇压下去。这些镇压行动对起义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暂时稳定了当时动荡的局势。果然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历史影响：这次起义与当时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共同构成了颇有声势的农民反抗浪潮，加剧了社会矛盾，虽然未能动摇汉武帝的统治，但成为了汉武帝后来颁布《轮台罪己诏》，反思过错，停止穷兵黩武，转而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汉武帝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罪己诏》，其背景、内容及影响如下
背景：战争破坏：汉武帝长期对匈奴等边疆地区用兵，虽重创匈奴，但也使国力消耗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不堪重负，流民问题严重。
巫蛊之祸： 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导致太子刘据起兵诛杀江充，最后兵败自杀， 大量军功贵族与政治上层受到牵连被杀，政治格局动荡。
泰山之言：征和四年二月，汉武帝在泰山封禅后，对群臣表达了对以往作为的悔恨，有转变政治军事路线的意图。
内容：回顾战争：诏书用较大篇幅回顾了汉军对匈奴的作战经过，如李广利出征匈奴等事件，以及因迷信占卜等决策失误导致的不良后果。
否决提议：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轮台屯田、增加人头税补充军费、派囚徒刺杀匈奴单于等建议，认为这些举措会扰劳天下，加重百姓负担。
明确重心：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严禁官吏苛暴、擅自增赋，大力发展农业，恢复马复令，以补充边防需要，强调要关注民生、恢复经济。
影响：政策转变：标志着汉武帝的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汉朝的政策从扩张转向收缩，不再主动大规模对外用兵，开始注重与民休息。
稳定局势：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统治秩序，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使西汉的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
《轮台罪己诏》原文如下：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
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勿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