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军而言，这一年原本应该是巩固华北占领区、稳定后方战线的一年。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远非他们预期的那般顺利。
自去年年底以来，日军在华北战场推行了一系列新的作战策略，
这些策略大多出自特种作战专家山本一木的构想。
他提出要通过特种作战、情报战、心理战和经济战，多管齐下瓦解八路军的抵抗力量。
然而，经过半年的执行，战果却差强人意，甚至在某些地区，日军的处境比之前更加恶劣。
山本一木原本设想，通过日军特种部队的秘密渗透，破坏八路军的后方指挥系统，暗杀重要指挥官，从而让八路军的战斗体系陷入混乱。
但实际执行时，日军却发现，八路军的警惕性远超他们的想象。
早在特种作战开始前，八路军就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针对日军渗透的反特工体系。
无论是县、区级地方武装，还是各个根据地的民兵组织，都经过严格的反间谍训练。
许多日军派出的间谍和特务，甚至在刚刚潜入村庄时，就被地方武装和民兵发现，随后被秘密处决。
而在一些关键地区，八路军更是主动布下反渗透陷阱，故意向外释放假情报，引诱日军的特种部队前来执行破坏任务，随后设伏将其围歼。
在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甚至成功策反了一批日军派出的伪军间谍，将他们反向利用，向日军提供误导性情报，使日军的渗透行动屡屡受挫。
而面对多田骏提出的“治安战”本质上是一种高压手段，试图通过大规模清剿、屠村、扶植伪政权等方式，
让华北农村彻底丧失对八路军的支持。
然而，半年过去，日军发现，尽管他们在一些地方制造了恐怖气氛，但八路军的活动仍旧未能被彻底遏制。
许多村庄表面上屈服于日军，接受日伪政府的管理，但暗地里依旧向八路军提供粮食、情报，甚至隐藏伤员。
而那些被日军报复屠杀的村庄，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抵抗情绪。
说起多田骏，自从1939年中条山之战的惨败之后，多田骏便萌生了去意。
这场战役不仅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还彻底暴露了华北方面军在战略部署上的缺陷。
作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无法回避失败的责任，于是主动向大本营递交了辞呈，希望能卸下这副沉重的担子。
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大本营并未如他所愿批准辞职，反而毫不犹豫地驳回了他的请求。
表面上，这是因为大本营仍然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能够继续指挥华北战场的作战，
但实际上，大本营的高层已经习惯了华北方面的失利，对这片战场的困境甚至显得有些麻木。
与其重新物色一位新司令官，不如暂时让多田骏继续坐镇，以维持局势的稳定。
事实上，当大本营最初收到多田骏的辞职电报时，部分高层确实动了换人的念头，
甚至开始讨论他的继任者。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大本营的军务参谋开始征询各大将领的意见时，情况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按照惯例，像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样的重要职位，通常会引发激烈的竞争，甚至可能出现明争暗斗。
但这一次，面对这个空缺，往日争权夺势的高级将领们竟然罕见地保持了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自己目前的岗位更为重要，华北方面军的指挥权，还是另择他人更合适。
有人以“北面和南方战局吃紧”为由推脱，有人强调自己在本土的职责更为关键，还有人干脆模棱两可地表示“目前尚无调动的必要”。
即便是那些曾在华北服役的将领，也纷纷回避了这个问题，不愿接手这个“烂摊子”。
大本营的高层一时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原本打算趁机调整华北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却发现竟无人愿意接手。
最终，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暂时作罢，转而安抚多田骏，让他继续留任，以免造成指挥体系的混乱。
对于多田骏而言，这样的决定无疑是一种变相的羞辱。
他原本希望能够功成身退，回到东京远离这场泥潭般的战争，
但现在，不仅无法脱身，反而被大本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