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又仔细看了看这个房间，发现偌大的一个房间，仅仅配备了一张床。我记得我住院时的病房里有三个病床，我住在门口那个床位，我的旁边住了一位九十八岁高龄的老人，靠窗的床位躺着的是一位五十不到的中年人。我们三人都是因为新新冠病毒肺炎重症被收治的，但我们所住的科室却是肿瘤科。这样的错位并非医院的疏忽大意或者错误安排，而是因为医院呼吸科已经人满为患，连走廊、过道等都加了病床，不得已整个医院的科室都拉通安排新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绝大多数病人都不愿意再拖，等待呼吸科的床位，而是只要能住上院，什么都愿意。
我旁边的大爷名叫赵德禄，已经九十八岁，他的身体已近萎缩到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一样的大小，卷缩在蓝色的医用被单里面，如果不看面容，极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个孩子。他的病情在我们三人中似乎最为严重紧急。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的血氧饱和度只有五十不到。危机有可能随时发生，因为我们住的是肿瘤科，没有呼吸机，唯一提供的仅仅是面罩吸氧机。但老爷子不习惯用这样的东西给盖着，不时用他那骨瘦如柴的右手把面罩给扒拉下来，大口地喘着气，喘气中肺部大幅度起伏，喉咙里发出带着浓痰的呼吸声，声音很大，大得整个一层楼都听得见。
但老爷子除了这点问题之外，却没有我和那个不到五十的壮汉共有的难题，那就是我俩都不断地咳嗽。
我们这个咳嗽可以用一个四川人才能懂的俗语，“咳得头气幺不来”来表达。所谓的“头气幺不来”，说的是咳了一声之后，一口气把肺里的气用光，连再次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也就是咳得几乎屏了气一样，那个难受劲是没有办法忍受的。我和靠窗的那位姓刘名金贵的小弟都是身强体壮的中老年人，身体素质还不错。但我们俩的咳嗽却异常的厉害，除了咳嗽次数频繁之外，咳嗽的声音特别大，大得整个肿瘤科的每个病房都听得见。而且，这样的咳嗽具有极强的共鸣性，往往一个病人开始咳嗽，会引发不同病房的病人喉咙发痒并启动一轮又一轮的连续性咳嗽。所以，那些日子，整个肿瘤科都在咳嗽。而其中由我和刘精贵引发的咳嗽次数最多。
但刘精贵小弟比我要严重一些。他除了咳嗽之外，似乎还有高血糖和高血压。但他比我要幸运的是他有一个暂时还健康的老婆陪护。我家女主得了更严重的不治之症，自身难保，需要我们唯一在身边的家属，也是唯一的孩子的特别护理。说老实话，我挺羡慕刘精贵小弟和赵德禄老爷子的。刘精贵小弟有一位贤惠的老婆，她几乎没有离开过她先生一会儿。她一会儿给他量体温，一会儿给他喝开水，一会儿又特别留意那个放在床头的那个血氧饱和度和血压计，一会儿又给他削水果。除了这些之外，她还给她先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给他讲家里外关系密切的人战胜疫情的故事。
赵老爷子儿孙满堂，儿女孙子曾孙一大群，每天都有至少两位家属来陪护，有时还有不到十岁的曾孙子女来探望，给他讲一些少儿故事，让祖祖不要怕打针，要大口吃药。听了这些幼稚园或者小学小朋友天真无邪的话语，我们这三个难兄难弟似乎看见的些许活着的曙光，有时竟然忘记了大口喘气或者连续剧烈咳嗽。
有天午夜，我的咳嗽变得急剧严重，在几乎一个小时之内就没有停歇一下。我感觉我可能就要把肺给咳破了，似乎感觉到口里有鲜血的味道。医护人员几次来病房查房，也没有特别的办法。我在几乎要被咳背气的间歇之间，似乎看见了那个从地狱不紧不慢过来的死神的模糊影子。
但就在我准备睁开眼睛仔细看看死神的具体样子的时候，我的耳边传来了一位女士温柔的声音，“爱老师，你咳得这样凶，肯定非常难受。我这里有几颗咳糖，你试试看能不能止咳！”
我赶紧睁开眼睛，看见站在我床边的女士不是别人，正是刘精贵小弟的贤惠妻子，她手里握着几颗包装简单的水果糖。我一边咳着 一边说了声谢谢，一边抓过那几颗水果糖，迅速剥开一颗放进嘴里，顿时一股清凉的唾液流入奇痒无比的喉咙，我的咳嗽立马停了下来。而由于几天来我几乎没完没了地咳嗽，几乎没有睡着过，吃了这咳糖之后，我迅速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已经是清晨。
而当我完全清醒之后，我发现我手中握着一张似乎有点粘手的纸。我仔细看了看，发现是一张水果糖的包装纸，我顿时想起来了昨晚睡着之前的场景。而就在我的枕边，我还发现了另外几颗同样的水果糖。我努力尝试想立马起床去感谢刘精贵小弟的夫人，但转念一想，这么早去吵醒他们更不得体，于是，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心里的感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