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交织，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商业巨擘财富富可敌国。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过人的胆识积累了巨额财富，心怀家国，在国家有难之际挺身而出，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推动了历史生产力的发展。
伍秉鉴：十三行的商业翘楚与慈善家。
19世纪初，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通道。伍秉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嘉庆六年（1801）接过怡和行的重担。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诚信经营的理念，迅速与各国商人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将怡和行的生意拓展到茶叶、丝绸、瓷器等多个领域，甚至涉足金融与房地产。至1834年，伍家估算其财产已达约26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富。
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伍秉鉴却心系国家和社会。当广州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时，他慷慨解囊，捐出大量财物用于赈灾和救助百姓。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伍秉鉴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与外国商人频繁往来，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还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搭建了桥梁。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彻底打开，广州十三行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伍秉鉴的商业帝国也遭受重创，但他在商业和慈善领域的贡献仍被后人铭记。
乔致庸：晋商儒商典范与家国守护者。
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乔家的商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乔致庸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弃文从商。他秉持“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的经营理念，对乔家的生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拓展。在他的努力下，乔家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业务遍布全国200多处，资产雄厚，成为晋商的杰出代表。
乔致庸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位爱国的儒商。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时，他积极支持国家的抗敌斗争。他捐资为军队购置武器装备，为抗击外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乔致庸还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他在家乡兴办私塾，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培养了一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的未来发展储备了人才。乔致庸的商业成就和爱国情怀，为晋商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胡雪岩：红顶商人的家国情怀与洋务先锋。
晚清时期，国家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胡雪岩出身贫寒，却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商业领域崭露头角。他协助创办福州船政局、上海采运局，开创胡庆馀堂雪记药号，涉足多个行业，积累了巨额财富。
胡雪岩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洋务运动中的积极贡献。他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和洋务事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商借外债，总计达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左宗棠的燃眉之急，为收复新疆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此外，胡雪岩的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戒欺”为宗旨，生产的药品质量上乘，不仅为百姓治病救人，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医药行业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胡雪岩的商业帝国最终因政治斗争和市场变化等原因而走向衰落，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贡献依然值得后人敬仰。
张謇：实业救国的先驱与教育革新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张謇作为清末状元，毅然放弃了仕途，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事业。他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使国家富强，摆脱列强的侵略。
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同时，他还在南通等地创办了众多企业，涉及纺织、航运、盐业等多个领域。他的大生纱厂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之一，为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謇不仅在实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还在教育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创办了多所学校，包括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大学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和实践，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