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尊崇儒术，使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在文学领域，可谓群璀璨，佳作如云。
公元前 104 年 - 公元前 91 年，司马迁撰写《史记》。
公元前 130 年左右，司马相如以赋作如《子虚赋》《上林赋》闻名。
公元前 120 年左右，乐府设立，广泛收集各地民歌；
东方朔以诙谐善谏着称；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写《淮南子》。
-公元前 110 年左右，桑弘羊推行经济改革。
公元前 100 年左右，严助、朱买臣等以文辞出众受到重
还有东方朔言辞诙谐、智慧超群，常以幽默的方式向汉武帝进谏；主父偃提出“推恩令”，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桑弘羊在经济领域推行改革，为国家财政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武帝刘彻，他的治理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铸就了赫赫功绩，更在文化的沃壤上培育出繁花硕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立下不朽功勋，成为历史赠予后人的珍贵宝藏。
汉初推行的黄老之学，虽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经济复苏，但随着时间推移，已难以满足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深层需求。社会经济逐渐繁荣的同时，政治上的诸侯势力坐大、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等问题亟待解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寻求一种能够凝聚人心、规范秩序、巩固统治的思想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儒家思想因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以及通过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治理国家的理念，汉武帝果断采取尊崇儒术的政策，将儒家思想推至正统地位。
这一决策犹如巨石投湖，激起千层浪，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政治领域，儒家思想成为了汉武帝统治的精神支柱。其倡导的君臣纲常、等级秩序，为君主权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官员们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治国理念为指引，使得政治运作更加规范化和秩序化。
在社会秩序方面，儒家的礼教观念深入人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举止和社会交往。家族中的长幼尊卑、社会中的贵贱有序，都有了明确的准则。这种秩序的建立减少了社会冲突和混乱，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社会底层架构而言，儒家思想提供了上升的通道和价值追求。
普通百姓通过学习儒家经典，遵循道德规范，有机会凭借自身的品德和才学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晋升。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持久。它倡导人们自省自律、修身立德，培养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道德规范不仅约束了个体的行为，更激发了人们内心的良知和善意。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人们注重品德的培养，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社会的道德风气得到显着改善。
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演变。董仲舒等学者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使其更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将君主的行为与上天的意志相联系，强化了君主的责任意识，同时也为民众监督君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大一统”思想则强调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汉武帝时期的儒家思想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升华和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司马相如以其如椽大笔，挥就了汉赋的辉煌篇章。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辞藻华丽、想象丰富，通过对诸侯和天子游猎场景的描绘，展现出大汉帝国的雄伟气魄和富饶丰美。这不仅是文学的创作，更是对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激发了民众对国家的自豪和热爱。
司马迁的《史记》则是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壮志，穿越时空，记录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兴衰荣辱。其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叙事跌宕起伏，不仅是一部珍贵的历史典籍，更是一部文学杰作，为后世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