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为王者之鞭，要牢牢掌握在君王手中，鞭子的力度、范围，全看律法制订得合不合理。”
合理的标准，自然是看如何符合他们高氏的需要。
“曾有人送信求情，黎阳郡太守房超将其杖杀，父皇交口称赞，并效仿曹操悬挂木棒，若能继续实行下去，可以阻遏人情贿赂之风，可惜中途而止。”
对此高洋还有印象，这件事发生在高洋刚刚登基那会儿，当时他还很励精图治，想要创造一个风气崭新的帝国。
有人走人情到房超那里，房超将使者打死，高洋非常喜悦，但是都官郎中宋轨上书，说如果请求别人受贿就被诛杀，那亲自枉法谋私又该是什么刑罚？
那时候高洋还年轻，双标和无耻没有练到家，不好意思说我们高家人除外，现在的高洋已经是完全体，再有人上这种奏疏，估计会被他骂一句“天家之事与汝何干”就打死。
这也是齐国皇权逐渐强化的体现，彼时高洋刚刚登基，权力不足，而现在他有足够的威望去推行这件事。
“父皇早年曾命百官商议制定《齐律》，然而一直未成，案件的审判仍依据旧魏朝律。那在世人眼中，我们到底是新生的大齐，还是只是换了国名的旧魏？想是这些官僚不通律法，或故意拖延，若是新法迟迟不推进，则世人不知我大齐之新，旧魏的弊病也就无从清起。”
高洋的脸上出现了狠厉之色，这是他的心病，最恨别人看不起自己。
“又有被弹劾者，反过来诬告弹劾者的事情，父皇明察，诏令设立弹劾条例，有罪之人不得告发。然而这条规定却被有心之人利用，先将清白者诬告为罪人，被告人无奈只得攀指他人，众多官吏居然无法判断，涉案者常达千人。这实际上是官员们为求宠信，欺上瞒下，曲解父皇的好意，坏了国法……”
高殷这时候所说的，就纯粹是为高洋遮羞了。
因为高洋的规定很没脑子，有罪之人不得告发他人，那些真正有罪的家伙，就会为了防止自己被告发，先发制人去攻击知道他们底细的人，而被攻击的人就只能拖新的人下水，这样就会有官员涉入调查，从而可能洗白这些冤枉者。
当然高洋也不是故意没脑子的，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底下的官员互相攻击，无法团结，并且有机会去杀死他想谋害的某些官员，符合他杀人的需求。
然而他毕竟是皇帝，高殷作为他的太子，也只能说他的本意是好的，都给下面的人执行坏了。
“……所以孩儿以为，出台新法刻不容缓，给务实的官员以倚仗，让奸猾的人无所遁形，不仅能为世人表率，而且能强化君主的权威，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高洋听罢，细细思索片刻。
“你如此说，心里一定有腹案了？”
高殷点头：“正是。帝王所用的权力，无非奖赏与惩罚，使用它们的要点就在于情理。然而情理有时有进有退，事件有时是非难辨，或许今日这案合该如此判，十年之后有了新证据，却又将其完全推翻。而奖赏可以追回，惩罚却不能复原，孩儿认为以后遇上应该奖赏或惩罚的情况时，施行奖赏不能确定时从重，惩罚不能确定时从轻的原则，且保留当事人和亲属在事后永远追溯的权力，让他们始终可以申辩。”
“在这个基础上，设立明晰准确的法令，简明扼要的科条，再命令官宦人家的子弟必须研习，作为当官之基础。凡是能提出法令的漏洞，以及能给出解决方案的，无论是谁，都派官员去研究，再上报给宰辅和父皇判断是否合理，给予适当的赏赐，这样，我大齐的律令将深入人心，世人也知我大齐治国法中有理，理中有情，何愁不得天下人望？”
高洋默然。某种意义上，这个孩子比自己更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虽然现在只是嘴上空谈，但确实地说中了要点。
国家只是一个概念，当所有人都承认的时候，“齐国”就存在，而当所有人都不承认了，“魏国”也就不存在了。
而严格执行的法律，是最能让人感受到国家切实存在的体验，也是最能展现帝王威严的途径。
但能否严格按照这个美好的构图走下去，高洋非常怀疑，人总是有惰性的，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格外有说服力，齐国的官员们仅仅只需要一半他的懒惰和私欲，那这个法律执行的力度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反过来，变成上下欺瞒的工具。
“当然，孩儿不相信官员们都会如此努力尽心，朝廷中尚有御史台，民间岂可没有？应当设立更隐秘的监察部门，严密监视官员们的执法。有些官员秉持无讼是求、恕让为先的观念，又或者沽名钓誉，为了得一个吏治清明的名声，故意压制民讼，亦或者粗糙断案，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