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想告诉领导，别老是抬头看天，也抽空瞧瞧脚下。
可惜。
你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就像现在，冯政委和刘所接起电话时，满心欢喜的期待领导开口，把杨庆有调入局里的文工团。
讽刺的是，直到领导挂断电话，也没提这茬。
难道要他们俩主动推荐？
别闹了，领导看见报道后，正闹心呐！
你还想把闹心的始作俑者送到领导面前？
你是真不怕挨惦记。
当然了，这么说，并不是冯政委和刘所对领导的决定有啥不满，只是意外而已。
毕竟小金库保住了不是。
没人会上赶着给自己找不痛快。
挂断电话，刘所和冯政委相视一笑，一切都在不言中，俩人很有默契的没再提这个话题。
杨庆有也没多想，两位顶头上司该发的火也发了，该阴阳怪气的也阴阳了，该撒的气也撒了。
就意味着，有啥事儿，领导给你扛了。
那还纠结个屁啊！
不就是上回报纸嘛！压根不影响正常生活，因此丫该干啥还干啥，点完卯，跟同事们吹了会水，然后便蹬着自行车消失在派出所门前的马路上。
摸鱼嘛！
杨庆有很在行。
同事们也很意外，意外这么一能人，竟然还能继续做大家的同事。
既然还是同事，那就没了神秘感，该咋说话咋说话，该咋吹水咋吹水。
不过，都很有眼力见的没提把杨庆有调走的事儿。
人留下，对大伙都有好处，何必找不自在？
奈何......
就像前文说的，当你以为事事顺心，一切如常时，意外总是来着那么猝不及防。
事发后的第二天，周三早晨，开完早会后，派出所迎来了一位陌生客人。
来人不是夺得歌曲《我和我的祖国》首唱权的京城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工作人员，反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的领导。
说起这事儿，也颇为离奇。
原本战友文工团歌舞队从外语学院得到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后，通过短暂排练，经内部试演后，歌舞队的领导当即拍板，国庆期间，只要战友文工团参与的文艺晚会，这首歌必须压轴表演。
当然了，这年头虽然没版权意识，但歌儿也不能白唱，表扬信和一些物质奖励必须到位。
文艺新闻向来不分家，歌舞队还没来得及找外语学院刨根问底，没找到歌曲的词曲作者之前，京城日报的记者就先通过熟人，闻着味儿找了过来。
听过演唱后，双方经过短暂的合计，直奔外语学院。
有苏颖在，杨庆有即使想神秘也神秘不了，这年头接受采访都是政治任务，记者问啥，你就得答啥，哪敢隐瞒。
再说了，这是为祖国做贡献的好事儿，压根不用藏着掖着。
因此，苏颖把杨庆有卖了个干干净净。
于是乎，第二天，冯政委就在报纸上看见了自家属下的大名。
知道了词曲作者的工作单位，战友文工团歌舞队的领导也起了歪心思，原本他们想着能写出这种歌的同志，肯定是一个资深的文艺工作者，没成想，对方只是个小小的派出所民警，这还了得。
还写个屁的表扬信啊！
赶紧抢人吧！
像杨庆有这种水平的词曲作者，搁政府积极扫盲的六十年代，别说香饽饽了，来句金饽饽也不为过。
你们公安政治部文工团不珍惜，那就给我们战友文工团，这种人才，我们缺。
歌舞队的领导生怕被别人截胡，当天就把申请送进了文工团团长办公室。
但是，来的为什么是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呢？
说起这事儿，全赖“内鬼”。
就是那位日报的记者。
他老婆就是总工会文工团下属歌舞团的演艺人员。
她听说是战友文工团想要的创作人员，第二天一早，也就是新闻登报的那天，她就找上了歌舞团的领导。
这年头有点水平的文艺工作者，基本都在军队，像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这种杂牌军，也不能说杂牌军，应该说是融合怪。
工会文工团是由川地三支地方文工团和原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合并而来，成员水平搁当年的文艺界来说，顶多算是三流，压根没法和战友文工团那种专业大团相比。
歌舞团的领导听到这消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