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
此时的孟绍原，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上海分部主任。
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政府组织。
其任务为：
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日伪广播攻势！
在抗战前线，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
1938年12月，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每队辖3个班，每班配播音机6架，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
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
除此之外，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造谣惑众。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国人在数年前便有认识。
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战火一起，几乎损失殆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在湖北汉口、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
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对内鼓舞民心士气，对外争取他国支持。
在广播干扰方面，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经过几年建设，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
1940年3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
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并得到鼎力支持。
8月，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修睿到达上海，指导监督上海广播工作。
军统局上海区电讯科科长虞雁楚被任命为其助手。
孟绍原对广播工作虽然是外行，但亦下令，不惜成本，协助其完成工作。
9月中旬，潘修睿、虞雁楚联手，首次对敌广播进行干扰，但效果不太明显。
随后，孟绍原赶赴南京，组织丹阳起事。
10月，全新的由欧美进口，转经香港的大功率干扰器、广播机运抵上海。
上海广播事业筹备处工作人员亦增加到五十三人。
其中过半数为高薪聘请之专业人士。
潘修睿信心大增。
在向孟绍原表达感激的时候，这位军统局苏浙沪督导处、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回答他：
“无它，有钱尔！”
无它，有钱尔！
有钱，能够为所欲为！
有钱，我能够买到最新式的机器，能够聘请到最专业的人才！
有钱，任性！
在桐工作失败后，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同时，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由此，汪精卫决定在1940年11月10日，发表广播演讲，日方亦将进行呼应。
重庆方面，已决定全力以赴展开干扰工作。
而对上海的要求同样如此。
不许让汪伪政权此次和日方交欢广播，在上海得到传播！
11月4日，改上海广播事业筹备部为上海分部，任命孟绍原为主任，潘修睿为顾问。
第二次对敌广播干扰行将开始！
对于孟绍原来说，这也是个全新的挑战。
这是一个他几乎完全陌生的事业。
“放手去做，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
这是孟绍原对潘修睿和虞雁楚说的唯一一句话。
自从他在灵安镇一举格毙川本小次郎后，上海日伪士气低弱，闻孟绍原之名而心惊。
汉奸反水事件不断发生。
就情报工作来说，日伪在上海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全面低潮之中。
按照影佐祯昭的话来说：
“此为我毕生之黑暗时刻。”
日伪选择了避战。
军统和日伪之间在上海自开战以来从未停止过的斗争，似乎一下子偃旗息鼓了。
甚至有的时候，军统肆意挑衅，日伪方面也选择了当缩头乌龟的战略。
孟绍原倒一下子无事可做了。
没挑战的日子，不好玩。
这次电台干扰，又一下子让他转移了注意力，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问题是，他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真真